张欣：建筑业最杰出的女性

   “所以我觉得未来三四年最有意思，那时现在的人在做的东西就出来了，那就是给未来的北京画眼睛鼻子嘴——给北京一个中心。”

    1994年，张欣回到告别17年的北京定居。她面临这样一个中国：生机勃勃的经济和陈旧的制度框架共存，在北京成立一个新公司最多要盖几十个公章；14年的社会分化造成了丰富的阶层，但是很少人对这些阶层有足够的认识；惊人的外资投入增长和惊人的信息不对称；海外留学归国人数以年均13％的增长率增长，在未来8年内将达到14万人，其中绝大部分选择京沪两市落脚。

    张欣本人的经历是一部中国版的《大卫·科波菲尔》，不过主角是女性。文革中父母划清界限，5岁随母亲下干校，玩具是几头小活猪；14岁到香港，做电子元件厂女工；用打工攒的钱去英国读秘书学校，一路读到剑桥；到华尔街高盛银行做投资顾问，嫁给潘石屹，然后成为中国当今建筑业最杰出的女性。

    1994年，在香港拥有“面对维多利亚海湾的大房子”的张欣住进潘石屹的恩济花园，经过一段家庭和文化上的磨合期，她离开高盛银行，全心全意投入潘石屹的事业。翌年，SOHO现代城计划正式开始启动。

    在此之前，张欣从未涉及房地产开发，对于什么是好建筑也没有太多自己的结论。初期阶段，她对“好的建筑”的定义是：舒适、不浪费。SOHO现代城后面几栋住宅楼的“大玻璃”——也就是替代了露天阳台的落地玻璃窗，一度引领了住宅建筑潮流，引来诸多效仿者。但是，关注点还只停留在精装修上。

    第二阶段，“我开始意识到人的生活与空间密切相关，给他什么样的空间就创造了什么样的可能性，这时候我们开始考虑SOHO的SmallOffice、HomeOffice这一部分。……现在中国最有活力的就是小公司、私营企业。这些人需要的是一种现代的形式、方便的位置，SOHO的精神就是现代的、快速的、年轻的、有生命力的、小的、知识型的。……等到人住进来之后，才发现方方面面什么人都有。画廊、某网站网、新周刊、广告公司、印刷厂……惟一的共性是特别有活力。35％的屋子在晚上下班后还亮着灯。”1998年开发建设SOHO现代城，整个项目40万平方米，销售收入超过40亿元人民币。

    第三阶段，张欣开始向往更“精神层次”的东西，按她的说法，“超越马桶把手”，让目光不被过于琐碎的实用细节束缚。这个改变最早从1997年开始，香港设计师张永和在为她设计山间别墅“山语间”时，给她很大的震撼。4年之后，她决定将自己受到的启示带给“老百姓”，让他们体会到建筑的丰富可能性。张欣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民族观念：“我们要为亚洲的艺术家提供机会。”潘石屹夫妇向12位亚洲青年建筑师发出邀请函，请他们参与设计一个长城脚下的建筑师走廊。2002年5月，这个名为“长城脚下的公社”的中国第一家现代建筑博物馆为张欣赢得了威尼斯双年展的“个人建筑艺术推动奖”。

    张欣和潘石屹是中国当下新锐商人的代表。他们经历过困难年代的磨练，但是没有像其父辈一样被浪费全部青春；他们敏锐地把握时代赋予的机会，为自己争取到最好的教育和创业条件；他们不受职业和行业规则的束缚，敢于创新，但是并不脱离本土市场的需求。

    当然，他们的经历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张欣的长期海外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使她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和信息占有都与中国“土产”商人非常不同，为此她曾与潘石屹朝夕相斗。

    但是，当他们相互理解和接受之后，这对搭档就成了中国最完美的商业组合。由于张欣对世界几大城市建筑有长期的切身体验，她为潘石屹引入了更精致、开放和相对先锋的建筑概念。潘石屹凭着自己在中国房地产业15年的经验和资源把这些概念付诸实施。也正是因为这种互补，他们才能够在提倡西方大都市生活的同时，成为亚洲艺术家的保护者，并且不放弃一个成功商人的原则。

    他们的结合赶上了一个黄金时代。从1991年至1997年，中国的FDI以惊人的速度持续增长，此后增长曲线开始随全球经济形势波动，到2002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投入国，当年FDI将达到500亿美元。当世界经济论坛的亚洲负责人F.J.弗兰克反复宣称“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时，他常用的一个重要指数就是中国的FDI数目。而大量的外资投入意味着相对的信息开放、边境开放和国际游客的增加——包括中国出国旅游、留学人数的增加。这些资金和人员的跨国流动使城市居民、尤其是那些见多识广的城市居民对他国建筑有了更丰富、直观的概念，也有了更多样化的要求。这些要求有针对城市内部建筑的，也有针对城市外私人别墅的。张欣本人的“山语间”就是一个例子，它已经超越一个私人建筑而拥有了从前公众建筑才有的名声，设计师张永和把这个建筑的名字和中科院晨新数学楼一起写在他的每一份简历里。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最著名的建筑主要集中在上海，如外滩、人民广场、N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大剧院。这些建筑大多辉煌夺目，宏大、集中、功能较为单一，是吸引外地游客的主要景点。与此同时，北京的市内新兴建筑则受到制约。曾经有过很多细致的市政规划条令，比如某些主要干道旁楼高不能超过路宽的几分之几，整个城市建筑以灰色调为主，等等。政府的明例和暗示会使房地产商在一夜之间一窝蜂造出大批风格重复、七拼八凑的建筑；大型商业建筑彼此分散，不成气候。在上个世纪80年代，天安门和故宫对刚刚开始旅游的外地人还是一个富于魅力的中心，到了90年代，随着城市大众购物兴趣和能力的提高以及政治情结的淡化，天安门高高在上的魅力受到了上海外滩亲和力的挑战；凌乱土气的大栅栏也不能与光影迷媚的南京步行街相比了。 

    并非巧合的是，纽约市长布隆博格本月刚刚提出了一个复兴曼哈顿下岛的计划。这个集全岛一半以上高楼的地段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作区，晚上下班之后成了个“鬼城”，早上上班时间，大批人流车流又造成交通堵塞和地铁的拥挤。相比之下，各种建筑杂乱错落的中城区反而生机勃勃。布隆博格计划扩展下岛的绿地，增加两处商用和住宅区，连通直接去往肯尼迪机场和纽瓦特自由国际机场的道路，并建设一个大公共市场，增加学校。他说：现在是将曼哈顿下岛更新为一个可以居住、工作和购物的地方的时候了。“将曼哈顿岛重建成它本来的样子——一个全球的创新中心，21世纪的城市中心。”

    到了这里，张欣已经不是一个建筑商，而是一个小型社会的设计者。她的野心受到现实的拘束，因为她并没有能力改变社会经济环境，同时她又受到希望的鼓舞：“所以我觉得未来三四年最有意思，那时现在的人在做的东西就出来了，那就是给未来的北京画眼睛鼻子嘴——给北京一个中心。”疯狂的、没有昼夜的、熙熙攘攘的70万平方米的中心，这个小社会里没有张欣童年乐园的影子：“我小时的北京给我特别美好的记忆，没有车的街道，人和人生活的接近，不知道什么叫危险、危机、压力，我再也想象不到什么样的社会状态能让我经历这样的生活。在干校也是。我不知道是否因为当时年纪小的缘故。”

    是张欣的愿望比这要多得多，她满怀热情地回忆纽约SOHO区的魅力：“纽约的SOHO为什么让你感兴趣，因为在它周围博物馆、PRADA店、饺子馆、热狗摊都聚集在一起，是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建外SOHO最让我绞尽脑汁的就是怎么能让一个爆米花的就在这个路易·威登店的旁边，可是租金太高他进不来啊！”

        张欣和她的同代人被迫背离的是一个集体记忆，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前人的建筑观念。1950年2月，在一份题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域位置的建议》的报告中，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写道：“(北京旧城)实际上已是博物院，公园、庆典中心、更不该把它改变为繁杂密集的外国街型的区域。静穆庄严的文物风景，不应被重要的忙碌的工作机关所围绕，被各种川流不息的车辆所侵扰，是很明显的道理。”但是他最终没能保住北京旧城的肃穆祥宁。千奇百怪的“中国仿古建筑”罗列在他心爱的长安街旁，52年后，长安街越来越繁忙的车流也被迫列队前进了。北京城的规模已经超过了梁思成最可怕的想象，商业区、工作区正在取代政治中心，成为人们日常关注的对象。

    面对城市的时候，任何整体规划和描述都显得力不从心。瓦尔特·本雅明用13年的精力也没有完成《拱廊街》，到他去世时，这本描述18世纪巴黎几条拱廊街的著作已经超过1000页。麻省理工的凯文·林奇教授说：“城市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故事，一个反映人群关系的图示，一个整体和分散并存的空间，一个物质作用的领域，一个相关决策的系列或者一个充满矛盾的领域。”正是这种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成就了张欣和潘石屹的梦想，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