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豫商：正在崛起的力量

　　2004年7月4日，我应邀去上海参加上海河南商会的成立仪式。坦率地说，当时我没有任何准备，在我的观念里河南有数量庞大的人口在外打工，但应该是打工的多当老板的少。当天下午有很多人找我谈情况，让我意外地发现上海竟然有很多河南人办的企业，而且有不少规模超过10亿元。

　　在上海的河南人有两个特点：首先大多是在具备一定资本积累后才出来发展的；其次在行业分布上，河南人垄断了海产批发、糖果等市场。不少跨国公司总裁级的人物国际贸易实务与操作都是河南人，比如金光纸业、正大集团的中国地区负责人都是河南人；更让我意外的是在当地的金融、证券领域，河南人有不小的影响力，有句玩笑话，在交通银行(5.69,-0.07,-1.22%)上海总部，上海话不吃香，普通话或者河南话才吃得开。

　　“新豫商”不是突然间冒出来的，他们是“传承有脉”。河南有做生意的传统，古代有“商圣”范蠡，近代有康百万等。 “新豫商”的存在也是客观事实，我们只是起了一个发现、提炼、催化的作用。这其中有个悖论。一方面全国活跃着大量出色的河南籍商人，河南本地产品也有好几个第一，比如速冻食品占到全国市场的一半以上，以宇通客户为代表的客车产品“纵横”全国，郑州的女裤占据全国市场的半壁江山；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集体失语，这也与河南没有对外宣传有关。因此我们要调整宣传的重点和方法，通过宣传河南企业来打造河南的经济名片，扭转河南形象。

　　——原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陈义初

　　整体失语、力量单薄，长久以来，“豫商”被忽略、被遗忘、被漠然，被排挤在喧嚣的主流商业话语之外。

　　真实的“新豫商”究竟怎样？对于“新豫商”，公众还有哪些误读与误会？

　　于是，我们立足于探寻与发现、拆解与思辩，亲近河南商界。

　　发现“新豫商” 定义一种苏醒的力量——

　　15天，能做什么？又能发现并定义哪些？

　　15天，行走河南商界，时间不长不短，思想无休无止，我们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作为一个地缘商业群体，“豫商”的权重与分量、“新豫商”的意义与价值被低估了。

　　考据典籍，你会惊讶地发现，“商”人原就指居住在如今河南商丘地带的一支部落，西周时期的洛阳即诞生了第一批职业商人。《诗经·氓》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等，记载的就是当时中原活跃的商业活动。

　　更具传世意义的是，张择端的那幅《清明上河图》倾情描绘了北宋开封作为全球贸易中心的盛况。

　　至此，谁能否认河南在中国商业文明中的地位？

　　和早先的傲立于世相比，河南之于中国商业地理板块的突然陷落，也是不争的事实。盖因黄河决堤、连绵战乱，中原地区的商业文化出现了可怕的断层。

　　我们用15天跨越历史与现实，我们真切地听到了河南商界的呐喊：“新豫商”复兴。

　　“新豫商”是否已经集体成形？他们因何而生？批评者一度认为：“新豫商”群体形象模糊，缺乏商业道德和文化支撑。颂扬者坚持主张：还“新豫商”本来面目。

　　百万大军出太行

　　“新豫商”的商业故事，要从铁路开始讲起。

　　1990年代初，“台湾河南王”王任生踏足郑州，当时这里的百货业尚处于混沌状态。但临近火车站的德化街却已重新焕发了青春，这条始建于1905年的老街当时已经被称为郑州的“南京路”。铁路给郑州带来了发展机遇，中国核心的两条铁路大动脉——京广线和陇海线在此交汇。

　　商品的流转把久违的商业思潮和信息带回河南，也刺激着大量“穷则思变”的河南人。郑州女裤产业的发展，就是这段时间从南方人手里买到裤子后，回家“依样画葫芦”才慢慢兴起的。上世纪80年代初的邱新航，正在为自己没法为妻子买身漂亮衣服、为儿子买个脚踏车而烦恼不已。为了给刚坐完月子的妻子补身体，他跟父亲到处捞鱼虾，有一次却意外地捞到一条13斤重的大鱼，这条鱼让他赚了十多块钱，相当于他一个月工资的四分之一。于是他干起了渔货生意，才有了后来的四季胖哥集团。

　　接受记者采访时，河南省财经学院史璞教授指出，1980年代河南的商业冲动集中在商贸领域。一方面是没有原始积累做工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老的三级供销体系的萎缩需要新的商贸流通渠道”。而与北京作为物流中心以及上海有产业支撑相比，郑州在商贸领域的突围就只能以“管理创新”为主，这为1990年代中期亚细亚、郑百文的新管理模式创新做了注释。

　　更多的河南人则产生了走出去的念头，1980年代河南出现了“百万大军出太行”的打工潮。郑州、驻马店、周口、商丘、信阳等地都是河南出外打工人数比较多的区域。他们的出走又和当时的户籍制度改革紧密相关，“80年代以前离开，要村委书记批准，不能随便离开； 80年代改革开放后愿意到哪就到哪”。

　　“这些地方一般都是山峦起伏、沟壑纵横，但就是这些地方的居民存款非常高，大多是由外地寄回来的。”郑州当地媒体人士指出。但如今河南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几乎都集中在这些“自然条件”不太好的地区。这其中或许并非完全出于巧合，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张占仓指出，丘陵地区是中国商业文化最早发祥以及传承的区域。

　　“河南人最能吃苦。”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陈义初指出，出走的最早一批河南人在各地都从事着社会最底层的工作。“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传奇，比如在兰州，一个大型房地产公司的老总，他最早就是从捡垃圾开始做起的。”要不然也就是由养家糊口的小买卖发展而来的。这些河南企业的增长完全是靠自己的一点点积累发展起来的，“现在很多河南企业还把没有负债看作值得骄傲的事情。”

　　这类豫商骨子里既没有晋商、徽商的传统心理优势，也缺少南方商人的精明和财大气粗。“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不愿过多地宣扬自己。”

　　“新豫商”的工业化冲动

　　严格说来，胡葆森也属于早期出走的那批河南人中的一个。1980年代初期，胡葆森被河南外贸厅派驻香港组建外贸公司，后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

　　以河洛文化为核心的新豫商，仍继承了河南人传统的重乡土、恋家乡的传统，“逐鹿中原”依然是他们创业思想的中心。胡葆森甚至将建业的发展方向定位为“短期内不走出河南”。这种把市场定位在河南省内的做法，与丹尼斯如出一辙。这家零售业巨头已经成为河南商贸领域的新代表。丹尼斯总经理蔡英德告诉记者，“河南有超过1亿的人口，几乎等同于一个大国，这个市场足够大。”

　　与胡葆森的回归几乎同时，韩宪保在1988年回到家乡长垣创办了卫华集团，那批曾经出走、又有在建筑工地工作经验的长垣人，慢慢地都在家乡做起了起重机行业，形成了产业集群，这促成了长垣成长为起重机之乡。“据我们的初步调研，河南至少存在12个以上的产业集群。”郑州大学豫商研究会主任孙学敏说，而这些产业集团的特点，“提供的都是中间产品”。这使得它们可能是行业老大，但知名度却不高。在郑州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有家企业在境外上市了，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才发现，“河南还有这么好的企业”。

　　出走者的回归只是商业的一面，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河南企业界集体胎动。1989年陈泽民成立了三全；1990年郑有全创办瑞贝卡(13.26,0.20,1.53%)；即使是宇通与新乡金龙，也在那两年踏上新征程，宇通在股份制改造基础上成立新公司，而李长杰开始掌管新乡金龙。“据我的了解，1992~1994年，河南加快实施开放政策。”河南省财经学院史璞教授指出，之前河南以自己的资源、粮食支撑东南沿海的发展。河南经济开始起飞，也就是在这十几年的时间内。也就是在这十几年中，上述几家作为河南代表的企业，都实现了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增长。

　　借力这一轮的政策开放而兴起的河南企业，“包括了依托河南资源的农副产品加工、机械制造业，以煤矿为代表的资源性企业以及钢铁类企业”，郑州大学豫商研究会主任孙学敏指出。

　　1991 年，刘晓真注册了河南兴泰。“当时心里还是有点没底，因为这事搞不好就成了搞资本主义。”回想当年，刘晓真觉得特别好笑，“当时还幻想，如果我的公司真的做不下去，政府总不能不管吧？”特定的历史时期决定了特定的想法。1997年兴泰的产品进入市场，“也是全国要货，我赶紧筹建了一家工厂，不久就火了，赶紧又筹建了一个。”

　　先谋而后动

　　刘晓真觉得企业火起来，是兴泰“先谋而后动”的结果。而“谋”则是豫商的一个特点，“老谋深算”是很多商人的办事原则，先谋事再干事是很多河南商人的办事方法。

　　1985 年王纪年接手许继集团，他的观点是，必须先明确企业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向。在当时的情况下，王纪年指出为了适应新的生产力必须对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进行改革。“这事关生死，市场改革的进程给了许继10年的缓冲期”，倘若不利用起来，许继势必走向没落。这种“谋算”同样也体现在刘更申身上，从最初接手汝阳杜康，这位杜康投资集团的董事长一直在为实现对伊川杜康的合并而努力。“杜康的发展，唯有建立在品牌统一上。”

　　一旦确定目标后，简直就可以用“不到黄河不死心”来形容。王纪年回忆当初在许继推行三项人事制度改革，“最初要在中层干部中实行5%的末尾淘汰制，引起了普遍的不满。”但他采取了迂回的方法，最后完成了这项改革。在人事制度改革最难的阶段，王纪年的儿子上学都要“在怀里揣一把斧头”。但当被问及对推行这些制度是否有过犹豫时，王纪年斩钉截铁地说：我压根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我的性格非常执着，不到终点就不会回头，这种性格导致在彻底失败的预兆还没来临之前我是不会放弃的。三年前，国内一家著名的旅行社出价1亿元收购我们，我没放手。”北京金色世纪商旅网董事长李梓正说，“有时候连公司内部人都会觉得我太理想化，做不到的事情也总要去试试。2003年前后我陷入了战略抉择的矛盾之中，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读EMBA，我追着张维迎教授问，金色世纪应该跟随携程的免费送卡模式，还是坚持我们自己的会员制收费模式？我在困惑中坚持。”

　　河南商人勤于坚持，内部决策则有“霸道”的痕迹，但是做事情的姿态又很低调。1992年下半年，三全食品(41.00,0.12,0.29%)创始人陈泽民把生产管理交给家人，自己开着一辆4000元买回来的二手旧面包车，拉着冰箱、锅碗瓢盆和燃气灶到全国各地跑推销。这并非孤证，当年为了打开市场，宛西制药董事长孙耀志带着厂里的人来了次“宛西长征”，除了拿个小板凳坐在医药交流会门外，向进出的人推销，“同志，这是我们厂生产的六味地黄丸。”为此，还在路上挨过流氓的揍。

　　“中原文化的特点是中庸不莽撞，讲求眼见为实”。刘晓真的话或许能解释河南企业的营销之道。“在河南，大手笔的广告促销几乎没什么效果。”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张占仓说，当年曾有广东人想利用飞机在郑州制造轰动效应，结果根本行不通。“产品只有让一部分目标客户用，然后由他们去做人际传播，这种方式是最好的。”

　　“康百万” 商业精神的复归

　　“乔家大院”鼎鼎大名，讲述的是晋商风行300年的商业传奇。鲜为人知，在河南巩义有个胜于“乔家大院”19倍的“康百万庄园”，延续了历时12代、400年的财富神话。“新豫商”力量生成之时，“康百万”被作为一种“精神图腾”得以品读。

　　河南人把豫商复兴，称为“康百万精神”在现代河南商人身上的苏醒。

　　“康百万”其实不叫“康百万”，只不过他们确实都姓康，明清时期河南巩义康氏的当家人都被称为“康百万”。源于中原大地的商业文明，在河南本土继子贡、范蠡这样的商业鼻祖，以及北宋时期的整体繁荣后，“康百万”成为河南重塑商业文明最能借力的精神源流。

　　距离郑州100公里，洛河在10公里之外由神堤注入黄河。康百万庄园就座落在这里，背靠邙山，面临洛水。风头正劲的山西乔家大院与之相比，不过是其规模的十九分之一。康百万庄园被认为是全国硬山式建筑中最完整最典型的，不仅有宅居、书院、戏楼、祠堂，还有自己的林场、石牌坊、造船厂、陵园甚至关闭违犯族规之人的建筑和豢养兵勇的地方。繁华如过眼云烟，如今只存留了这240亩的“民间小故宫”诉说着“康百万”家族历经12代、延续400年的财富故事。

　　早在明清时期，康百万已经和沈万三、阮子兰并成为中国民间三大“活财神”，到民国时期康家依然是中原三大巨富之一。康家鼎盛时期，民间称其“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

　　“康百万”的发家史，被认为是传统豫商农、官、商三位一体思想的集中体现。康家发迹始于贩盐，明朝时康家六世祖康绍敬担任管理地方水陆交通与官盐、税务、仓库的官员，而明代又已经允许商户介入盐业。康家致富抓住的第二个机会，利用清廷镇压白莲教之际，通过贿赂得到了全军棉花、布匹的供应特权。为商而接近统治阶层，河南的商业文化一产生就带有这种烙印。

　　活在黄土地的人信奉一种观念：种地钱是万万年钱，生意钱是年年钱，手艺钱是天天钱。豫商总认为种地才是最长远、最牢靠的营生，“康百万”也不例外，在此后的岁月中康家经营的商品主要是粮食、棉花、木材以及石头。时光绵延将近2000年，如今的“新豫商”仍然认为只有立足于河南“农业、资源”大省之上，才可能做大。

　　农本文化的延续，使得“新豫商”也还在传承固守乡土创业的习惯。当年的康百万，尽管在山东、陕西开辟了两个基地，巩义仍是大本营。为了不离开家，康百万时期就已经用起了“职业经理人”，他们的栈房，相当于分公司，分别任命了老相公(总管)、大相公(分区负责)、相公(各栈房)、小相公(业务人员或重要勤杂人员)。

　　水运造就了北宋的开封，同样也成就了“康百万”。开辟水运的“康百万”，当年毅然打破了河南人骨子里“尊儒黜商”、“重农轻商”的观念，大胆经商、勇敢赚钱。

　　河南人总是在从仕与经商之间寻找平衡，历史上的子贡应是典范，一边是商业巨子，一边还是儒学大家。与现代河南商人一样，赚到钱以后的“康百万”也去读书了，康百万庄园里有副对联，“处世无他莫若为善、传家有道还是读书”，他们教育子孙从儒进仕，讲君、臣、父、子，讲忠、孝、节、义。以公益为手段，通过修黄河大堤、建学校、赈灾民，赢得民心和朝廷的赏识，达到做官的目的，回归正统。

　　无“帮”不商

　　在离开故乡很多年后，策划人张中锋最近回了一趟河南兰考。“进入兰考境内，让我感到惊讶的是高速公路已经通到了我家，要知道这可是在黄河古道边。”他把这种变化，看作是政府和人们谋求发展的标志，“道路带来信息。”

　　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的同时，也在极力打造“新豫商”以扭转河南的印象。“学术界最早提出新豫商的概念”，郑州大学孙学敏教授说，背景是2002年到2004 年期间，河南的形象毁损地非常严重。“当时我们就在想，谁是河南最亮的名片？答案是企业家群体。他们能代表当代河南、经济河南、文明河南和科技河南。”

　　“豫商打拼基本都是靠自己，借助别人的力量非常地少，”金色世纪商旅网董事长李梓正说，这点不像南方，南方商人通过整合，把所有的可用资源全都整合起来。今天、在全球化发展状态下的豫商，也有了联合的需要。“我们在重庆、西北采访时发现，在当地发展的河南企业要拿一块地经常会面临资金不足的状况，这种状况下就要求他们联合起来。”郑州当地媒体人士指出。

　　世事变换。在中国5000年历史中，将近五分之三的时间里，河南都是中国的中心，北宋时期的河南商人更被认为是“全球最牛的”，他们对资源和资本的掌控能力相对于其他地区是最强的。加之长期作为政治中心的存在，使得结帮在河南文化中间被认为是不和谐的东西。“河南人无论干什么事情都要注意面上的平衡。”当地企业家如今仍延续这样的做法，如果要和某个人谈事，必定不会单独请吃饭，而会邀请更多朋友参加，在聚餐中再私聊。但是在比沿海地区起步慢了半拍的情况下，河南商人在资源掌控上处于弱势，“只有弱者才需要结帮”。

　　兴泰科技董事长刘晓真认为河南商人之间的这种互相融通，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他说，“与西方潜意识里就有的互助意识相反，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以个体和小农为主体的社会，这种结构让人首先顾及的肯定是个体和家庭。”一些已经成立了商会的地区，企业家指出，“现在商会的沟通还不够，企业家之间都不会敞开来讨论商业上的问题。”这就使得很多事情河南商人做不到。

　　“在很多事情上，南方人的思路更加开阔，这是我们所不具备的。”作为北京河南商会的理事长，李梓正指出，“豫商追赶的脚步应该更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