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玉柱：十一年做了三件事情

        1997年的时候，也就是十一年前，我首先想到的是生存问题。
        第一，自己要活下来；
        第二，赚点钱把债还掉，成为一个自由人。
        当时的追求非常低，在企业家里处于追求温饱的阶层：活下来，首先能养得起员工，工资发得出去，公司的日常开销够用。这是第一个阶段。

　　后来第一个阶段的目标很快就达到，生存问题两个月就解决了。再然后用了两年的时间，赚的钱就够还珠海的债务了。实际上从2000年起我就开始还债了，我们先还香港的债。还香港债的时候，因为人不是特别多，所以国内没有人注意。那时我直接到香港跟他们谈，并且签了还款协议。2001年开始还国内的债，人数有一千多人。

　　这个做完之后，到2002年的时候，我开始从管理位置上退下来。自我感觉我的团队培养得还不错。那时候规模没有现在大，人数有七八千人。这个团队运营得非常好，所以我就退下来了。

　　这时候我们债也还清了，现金越积越多。别人知道我们有钱，每天都有新的项目找过来。但是我特别怕犯错误，担心不该投的项目投了，企业会有问题。

　　于是我们团队一起研究，怎样能避免犯这个错误，因为当时我们面临很多的诱惑，有很多项目非常好。
        最后我们决定了应该如何把这个钱花掉：
        第一，投在回报率高、稳定的行业；
        第二，安全，钱不会一下子没了，安全系数高；
        第三，可变现能力强，因为我们公司可能随时就要钱。

　　我们根据这三个条件，搜寻了很长时间，最后确定我们要去投已经上市或即将上市的银行。这几个条件都能得到满足：证监会、银监会、股民、老百姓、储户都在监督，银行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性，所以安全性没问题；然后，我们预测未来十年银行业还是会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第三，因为它是一个上市公司，或者是即将上市，一旦我们公司需要钱，可以在流通市场出手。所以当时我们把账上的现金都投了银行业(注：华夏银行和民生银行)。投完之后我们就不管投资的事情了，不像以前，有人拿项目来，我们还有专人接待。

　　第三件事情，因为我在管理上参与得越来越少——开始时还参与重大决策，后来连重大决策也不参与了——没什么事，于是我玩游戏的时间越来越多。开始是业余时间玩，后来我上班时间也玩游戏。团队中的一些人对我很有意见，他们说我上班不务正业。后来我提出一个想法，如果我去做网游，那就不是不务正业了，管理层全部支持。实际上当时他们也并不看好网络游戏会怎么样，就觉得看我天天无所事事，给我找点事，反正投资也不大，两千万，从我们现金储备中拿两千万出来，对公司也没什么影响。所以就做了第三件事。

　　我做网游心安理得

　　媒体普遍的看法，说我们做网游没有社会责任感，这好像是多数人的认识。其实我自己只要做到该做的，就很心安理得，我觉得非常好。

　　这里的社会责任是每个人的立场定位的问题，如果在你的层面上，你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你有时间，你来娱乐，那我们做网游就是正常的。

　　但未成年人不一样，未成年人需要学习和锻炼身体，这时候不管是什么网游，哪怕是学雷锋的网游，他都不应该碰，对他肯定是不好的，百害无一利。

　　至于说很多人“沉迷”网游——好网游就会让人喜欢玩，如果玩家不喜欢玩，那就不是好的网游。

　　我们要尽的责任，首先是尽量减少对未成年的人的影响。如果我们影响未成年人，那自己就是不道德的。

　　我们还没有开始运营的时候，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建立防沉迷系统，那时候还没有这种说法。防沉迷系统对成年人也做，因为我们不想让一个玩家在游戏里待时间太长，影响到吃饭、睡觉肯定不好。正式运营的时候，我们又采取了第二个措施，不准未成年人注册。未成年人没有身份证无法注册，这样并不能百分之百挡掉未成年人玩我们的游戏，但是百分之九十能挡住。身份证为什么至关重要？因为在我们的游戏里，如果没有身份证，你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比如你的用户名丢失了，你的物品丢失了，要想把它找回来，你要拿身份证来；你的号被盗了，要想把号拿回来，要拿身份证；你的密码忘了，也要想找回密码，要身份证。

　　在进入游戏的时候，会像国外的三级片一样，开头就特别强调未成年人不得进入，在游戏里面也会有这方面的提示。如果游戏中在线发现有未成年人，还要把他“踢”下线去。

　　用这些方式，我觉得理论上能做的我已经全做了。我不能说做到百分之百不让未成年人玩巨人的游戏，但是百分之九十九能做到。我们在游戏里面经常抽样调查，甚至到网吧去查，我们的用户超过99%是成年人，只有1%不到的未成年人。尽管我们不满意，但是跟同行比起来我们很好，同行里，未成年人玩网游的是50%-60%。我自己觉得睡觉很踏实。

　　外面媒体说我是在害青少年，让家长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能做的我全做了，我睡觉心安理得，这是媒体的认识和我本人认识的差别。

　　我感觉我们很“正义”

　　很多媒体无论是评价我还是我的公司，都会说“亦正亦邪”(注：此句并非史玉柱的原话，是根据《经济观察报》的提问：“很多媒体无论评价你还是评价你的公司，都会说亦正亦邪”。此处在不歪曲史玉柱原意的前提下，考虑阅读需要写成第一人称)。“邪”是被人造出来的，我感觉我们很“正义”。

　　我们公司从经营上面，首先一定要做好产品。现在媒体普遍认为脑白金保健品有问题，这是“邪”的一个理由。但是脑白金卖了十年，黄金搭档卖了八年，回头客能吃这么长时间，你说它骗人，他吃了十年还在吃，可能吗？骂脑白金，销售额并不下降，什么原因？是因为吃的人觉得非常好，黄金搭档更明显，黄金搭档就是维生素，其实也是好东西。老外的产品是给吃西餐的人设计的，我们是给吃中餐的人设计的，我们的更可取。要到网上调查，可能有人说黄金搭档是骗人的，但这个配方是国家标准配方，首先配方是科学的，不是骗人的配方；第二，我们没有偷工减料，因为制造成本很低，没必要偷工减料；第三，我们的生产为了保证质量，我都不信任中国的生产厂家，我把配方拿给了瑞士公司，他们在瑞士给我生产好了，我拿回国内分装。质量是国际一流的，凭什么说我是骗人？这是不吃的人说的，这样就形成了事实和多数人的认知有反差。至于反差是怎么形成的，一个是网络，一个是媒体。这个东西扳不回来，只要把产品卖了，消费者还在吃，你们骂我，大不了我不出门——反正我也不出门。我觉得首先是产品。

　　第二个就是遵纪守法。比如和财务有关的事情我们都很谨慎，我跟公司团队交代，第一，不准偷税漏税，一般公司偷税漏税往往是老板指示下面做，我不准偷税漏税，如果有偷税漏税做假账的任何指示，或者有委托的决定下来，你们有责任拒绝执行，如果你们执行了，将来坐牢你们也跟着坐。一定要按照中国的法律来做。另外，不仅不准偷税漏税，还不准欠税，欠税不违法，但是不好。我们做得非常规范。

　　举一个例子，每年过年的时候，年前我们要开员工大会，一年一度。大会上面有抽奖，一等奖五千块钱的电视机，抽中了，我告诉员工，这是要纳税的。员工第二天抱着电视机，跑到税务局说我要纳税，税务局说我们从来没有这种先例。好像查查税法的精神是该来纳税，但是不知道如何做。我们整个公司被教育成这样，我觉得这对整个国家肯定好。产品好，遵纪守法，这是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最主要就是纳税，纳了税，国家拿这个税可以抗震救灾，可以发展军事，可以扶贫。

　　再一个是让我们的员工富裕，让员工过上富裕生活。我觉得好的企业就应该做到这样。